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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原本“东大唐商号”与吐蕃之贸易，走得乃是蜀中直入藏地的古道，而蜀中素来与江南士族联系密切，反而与关陇门阀极为敌视，这就使得与吐蕃之贸易当中，江南士族的利益极大。

    然而一旦改由河西横穿祁连山途径青海湖进入藏地，那么整条路就将完全掌控在关陇门阀手中。而关陇门阀眼下遭受打压，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两国之间的巨量贸易，得益的必然是山东世家。

    萧瑀作为江南士族之领袖，岂能坐视原本攥在手中的利益，被山东世家所攫取？

    所以任何时代，每一样政策之制定、实施，都绝非顺应时势、时代之发展那么简单，而是要顾忌多方面的利益，在此基础之上取得平衡、妥协，之后才能推行开来。

    诸如历史之上多次变法那般，是朝中衮衮诸公都是愚顽之辈，不识时务、见不到以往之弊端，更见不到新政之优点么？

    非也。

    能够在天下亿兆庶民之中爬到朝堂中枢，执掌帝国之运转，哪一个不是人精？然而正是这群人精，却一次又一次的阻碍新政之实施，抱着老旧的制度不肯做出丝毫改变。

    何也？利益耳。

    王朝初期，整个社会阶层发生巨大之变化，这个时候是推行新政最好的时候，帝王的利益几乎与门阀、士绅之利益一致，所以这个时期往往社会稳定、锐意进取，若是遇到一个勤于政务的帝王，盛世可欺。

    然而随着阶层的稳固，利益之划分也趋于稳定，这个时候谁若是想要改变以往之社会结构、国家运转，势必要触及那一部分既得利益者，而这些既得利益者，却一定是当时社会最中坚的力量，岂能部遭受到汹涌澎湃之反噬？

    到最后别说新政的实施者了，即便是高高在上、坐拥天下的帝王都会觉察到皇位不稳，哪里还施行得下去？

    眼下形势亦是如此，萧瑀与房俊乃是同盟，但是房俊的建议损害了江南士族的利益，萧瑀就必须站出来予以反对，维护江南士族的利益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朝堂之上非但无所谓正与邪、对与错，甚至连立场都非是恒定不变，左右这一切的力量，唯有利益而已。

    李承乾自然明白这些道理，所以也不去跟萧瑀争论，而是颔首道：“此事重大，下一次政事堂会议上，由各位宰辅商讨之后再做定论吧。”

    萧瑀也不指望太子能够站在他这一边，没有乾纲独断将他的意见驳斥回来就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，故而颔首领旨道：“老臣遵旨。”

    刘洎也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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